四川电煤吃紧 煤电博弈是元凶

（14）[英]鲍桑葵著、张今译：《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3页。

[97]论题学考察的最重要之点在于确立这样一种立场：它所涉及的是以问题为取向的思考技术。另一类是从外部附加的。

然而，法学家运用体系思维所要建构的法律体系未必就是法律公理体系。如果法学家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而将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将论题学的片段性的省察与公理学的演绎推理方法结合起来完成法律的体系建构和体系解释，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7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8月重印本，第374页。自然，因数值愈确定，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genus）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

论题无论是通用的还是特定专业准用的，其功能均在于帮助问题定位。换句话说，问题的引入影响体系的选择，通常导致体系的多元化，却又不能从某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任何其他种类的涵义应当避免。

在一切实践之学中，最为紧要的不是按照几何学的、纯粹形式逻辑的标准确立的公理来进行逻辑推演，而是首先在大量千差万别的有待处理的案件、情事和问题等等个别的东西、个别的事物( 或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和现象) 中发现、寻找推理的前提，并对发现和寻找的前提加以证成。(4) 训练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之间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 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包括法律学者对它们所做的阐述，即，法律本身包含一种科学。可行的论题目录一旦形成，就可以如人所愿地为进一步的思维活动产生一种逻辑上的固定联系。{18}29 从这个角度讲，论题学决不是反理性、反智的，毋宁说它将法学的论辩活动带入更复杂、更可靠、更贴近人类社会生活现实的思考结构之中，它是我们在法学领域中通过对话、商谈或论辩来达成理性共识的必经的门扉。

{12}在这里，法学作为科学活动与其说是认识和揭示必然性真理，不如说是追求理解，即通过解释、论证、论辩( 对话) 等方式合理地解决人们在法律认识上的意见分歧和观点冲突，达成具有主体间性的、可普遍接受的共识，直至建构一套公认的、系统化的法律知识体系，并由此而形成法学的知识共同体。因为问题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即使在特定领域( 比如法学领域) 有了反复出现的可靠观点，仍然存在一些论题被用于问题的定位，认识这些论题负有一种使命，即提供有利于找到( 论题) 目录的方法。

从这个被采纳的立足点出发，对问题加以选择。论题学所讲的论题目录到底有哪些？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多少显示出某种差异。因为恒常的问题制约性只承认范围极为有限的演绎推导关联结构。也可以说，近代大学体制不仅打造了一个以学术为生、专事学问研究的知识群体，而且也铸造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气质，即，一种追求逻辑形式主义的科学精神。

(2)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委托给了专门的人群，他们从事专业的法律活动。就这一点而言，论题和论题目录提供了一种值得期待的支撑点。即使对论题学持批评态度的阿列克西也同样坚守论题学的下列立场： 在不可能存在有说服力的证立的地方，并不必然要把地盘留给非理性的决断……。那些与该立足点不相一致的问题内容( Problemgehalte) 就会遭到否定。

( 2) 法学的构成部分，它的概念和命题必须以特定的方式与问题保持关联，因此只能从问题出发来加以理解。(2) 欧洲大学还有助于使法律本身具有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

在法律论辩中，观点的提出、检验或扬弃保留均采取论题学的讨论方式{7}49。(5) 大学打通了法学与其他学科( 神学、医学及文科) 的知识壁垒，使经院主义的方法被用于所有的学科，这就扩大了法科学生的知识，也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

说到底，评注法学的体系建构不可能取代法律决疑术（legal casuistry）。同样在1265年，意大利的伟大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出生于佛罗伦萨，并于1308年开始、1318年完成旷世杰作《神曲》（Divina Commedia/Divine Comedy）。由于游离本文主题太远，该问题的讨论就此打住。R. C. Caenegem， Supra note 47， at 42.[140]Norbert Horn （Fn.45），SS.357一363.[141]Johann von Buch，Glosse zum Sachsenspiegel Landrecht， Basileae，1474.[142]Diaz de Montalvo， Tractus de consilio regis， in: Glosse zum Fuero real， Venntiis，1500，fol.3.[143]迪特里希·冯·博克斯道夫（Dietrich von Bocksdorf，约1410—1466）德国15世纪教会法学家，曾于1439年担任莱比锡大学的校长。[52]这种全新的法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所提供的认识论与方法逐渐被法学界了解有关。[43]很显然，法学家们把成文法作为第一原理的这种回应和辩护并非是强有力的（而且限于当时法学家们自身的学术能力及法学面临的现实[实践]使命，他们还不可能在法学上完成其基本原理的科学化转型，创建一门纯粹思辩的法律科学），这导致更为复杂的问题领域之争（比如，有关第一原理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rimary Principles]、科学的层系[the 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学科的特有原理与各学科自己必要的合法化、法学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神学等学科之间关系的论辩），[44]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在19世纪和20世纪，法学家内部以及法学之外相关的讨论仍未停止。

[25]有关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概念，See Aristotle，Supra note 17，at 4.中文翻译见亚里士多德，见前注[17]，页24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573。

[50]（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14.[51]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Supra note 51，at 22.另见（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08—110.[52]不过，在欧根·埃利希看来，推释法学并非专指评注法学派的法学，他认为，古罗马法学家和注释法学派均使用过推释论证手段，只是评注法学派更加频繁使用法学推释，甚至在后来许多世纪构成欧洲大陆共同法的主要技术之一。弄清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论述的证明（明证）术（ars demonstrandi，即证明[明证]方法），是解决知识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因而构成13世纪中后期逻辑学以及哲学研究的重点。

See Aristotle， Posterior Analytic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4.中文翻译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上），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46。希腊文科学或知识（επιδημη， Epistémé）相对应的拉丁文是scientia.按照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1卷和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在《后分析篇注释》中的解释，科学/知识意指所构成的知识都能被视作绝对确定的，它是被证明的知识，即已经用三段论方式证明过的命题真理的知识。

[4]我们知道，12世纪之前，西方的知识形态主要由旧逻辑所提供的方法论予以支持，[5]然而，到了12世纪，这种组织知识的传统逻辑框架已经不能够接受和重整为新的学理和新的素材，不能以一种成体系的方式丰富西方文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避免证明的无穷后退（back ad infinitum）、循环论证和交互论证，[19]就必须确立一点，即：证明命题真理的知识的前提本身是自明的（per se notae），它们是本原，不借助于任何三段论的证明（即不可证明[non—demonstmble]，因为本身要被证明的前提就不再是本原），人们只能假定它们是真实的，并且知道它们。一度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出类拔萃的法学家的特里波尼安本人也因此受到抨击和谴责。[128]按照欧根·埃利希的说法，添加（Additio）这种推释方式不仅为评注法学派所用，也为注释法学派所用。

诚如上述，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12—13世纪被大量翻译成拉丁文，基督教思想家第一次直接地全面遭遇异教哲学家，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既感到震惊，又对其中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那些非基督教性的有关伦理学、宇宙论和自然神学的内容）保持惕怵。Norbert Horn （Fn.45），S.270.[94]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70），SS.189，203.[95]由于巴尔杜斯个人的努力，罗马法学家与教会法学家之间的隔阂与分歧被逐渐打破，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

为了便于中文读者对于该类文献有一个概观的了解，此处将诺伯特·霍恩于《评注学派的法学文献与学者法的推广》中所列举的（不同国家学者或政治家所撰写的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的）相关作品复述如下：德国国家学一政治学家马尔西留斯·冯·帕多瓦（Marsilius von Padua，也写作Marsiglio dei Mainardini，1275/1290—1342/1343）于1324年在巴黎完成《和约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把它看作是人类获取知识或真理的5种方式之一，其他4种方式分别是技术、科学、明智和智慧（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21）。

[169]以上所述种种问题是评注法学派本身的方法和理论难以应对，也不可能加以解决的。穆法在其著作《论法学研究的方法》（De methodo ac ratio- ne studiendi libri tres，1541年版）中曾以一种双行体（Distichon）的形式[109]对意大利方式（风格）或评注法学派的注释（评注）方法给予了概念上的描述：①预读或导读（Pmemitto）。

[84]巴尔多鲁涉猎领域广泛，在民法、商法、公法、刑法、程序法、国际私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将观点的原创性、形式的灵活性与法律执业者严谨的要求融为一体，在法律实务（特别是在罗马法与地方特别法、地方特别法相互之间以及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影响至今的学说（比如有关城市法规适用冲突的法则区别说），[85]乃中世纪最杰出的罗马法学家、帝国法律的权威，为罗马法最终赢得在整个欧洲法学中的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代的人称其为法律的光辉与明灯（lumina et lucer-na iuris），[86]殁后两个世纪（即16世纪）仍然被意大利人奉为法学界的王子（Principe de， qiureconsuti），德国人的著作称其为法学界之神（Gott der Juristen），[87]相当长一个时期曾流传这样的诸语：不是巴尔多鲁派学者，不能算是良好的法学家。[25]各个学科要获得科学上有效的知识，不仅与正确地应用三段论论证的形式规则有关，而且首先与鉴别并应用属于个别学科（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普遍的、真实的、基本的和确定的）原理或公理相关。1339年担任比萨大学的法学教授，1343年转任佩鲁贾大学教授，1348年与其弟博纳库修斯（Bonaccursius）一同获得佩鲁贾荣誉市民称号，1355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Emperor，1316—1378）在比萨授予其包括年龄恩准（venia aetatis）在内的多项特权。他按照字母先后的排列顺序逐一列举这些论题，并给它们附加上中世纪流行的引证规则。

[119]评注法学家针对注释法学派业已确定的注释，尝试运用新的法学方式（即，起初由拉维尼的雅各与贝勒珀克的皮埃尔等法国法学家应用、后被意大利学者皮斯托亚的奇诺引进、并被巴尔多鲁和巴尔杜斯等人发扬光大的法学方式）去处理具体难题或讨论法律实务的实际问题，这形成一种更为深入的注释（此种注释将注释法学派之扩充解释或类推的灵活运用，发展为定义性的法概念），带来某种重要的法教义学进展（比如上面提及的巴尔多鲁的法则区别说），而且提出了大量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118]故此，至少评注法学派的罗马法研究并不局限于纯学术研究，它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着法律实践（R. C. Caenegem，Supra note 47，at 46.）。

[152]该机器由围绕一个中心旋转的半径相同的5个圆盘所组成，每一个圆盘包含9个基本概念或者问题，它们分别是：①主词圆盘（Circulus Subiectorum）：神，精神，身体，人，感觉，植物，工具，占有，行动。通过研究中世纪法律史，我们可以发现，《国法大全》的各个部分在传播中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存续，其中由于保存工具（比如，纸莎草文书[Papyrus]）本身的毁损或残缺，其所流传下来的文本就不一定整全，难免有不同时代的篡改或添加，因而不一定可靠。

[161]与安布罗斯·特拉韦尔萨利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诗人马菲乌斯·维吉乌斯（Maffeus Vegius，拉丁文也写作Maphaeus Vegius，1407—1458）也批评评注法学派，建议学习法律的时候不要看他们的著作。这是指法律学者撰写的直接服务于法庭诉讼（控告与辩护技术）、证明文件（特别是公证文件）实务的一类文献，其中包括论述公证术（Ars no- taria）的文献，比如13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评注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萨拉梯埃勒（Sal_ athiele，约1210—约1280）、罗兰蒂努斯·帕萨格里（Rolandinus Passagerii，约1234—约1300）均编写过《公证术大全》（Summa artis notariae），乌恩佐拉的彼得（Petrus de Unzola，?—1312）著有《公证术实务讲义》（Aurora novissima）。